什么样子的社会算是相对公平？我认为，充分的自由竞争，起跑的机会平等，这就是公平社会所要追求的核心目标，简而言之：公平竞争。

无论商界学界还是政界，公平竞争都是良性发展的前提，当然公平竞争也是最难实现的：既要充分放开人们自由竞争的手脚，又要紧紧缚住人们不当得利的手脚，操作难点主要在后者。只有堵住种种不劳而获的投机捷径，追求名利的人们才会更多投入到价值创造活动中去。

反不当得利，需要不断完善竞争的规则。遗憾的是，我们高速发展数十年，竞争规则仍然千疮百孔，极不公平，这也直接导致了我们发展的后劲不足，同时，依靠规则漏洞获利的既得利益群体反对改革的阻力却越来越大。

那么应该怎么促进公平竞争呢？我以为可从以下六个方面着手：

一、基本保障

吃饭、住房、医疗、教育等基础领域的基本社会保障，是公平竞争的起跑线，因此基本保障首先要追求公平：优先覆盖弱势群体，再考虑覆盖强势群体。

但我们数十年来所做的，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先覆盖强势群体，且强势群体把自己的社会保障无限扩大为等级化的特权福利：吃饭有特供、公款和巨额补贴，官越大房子分得越大，生病住高干病房或疗养胜地，教育资源优先选择。最不需要基本保障的少数人群，占用了绝大多数的社会保障资源——这样的“社会保障”，不仅没有促进社会公平，反而加剧了社会不公。

基本保障是每个人最后的退路，后顾无忧方能轻装上阵，既敢于消费，也敢于投入长期的价值创造活动中去。而我们大多数人情况却是相反：在不公保障制度下缺乏基本保障，绝大部分收入被房子剥夺，还剩点闲钱也得存起来以防不测，既不敢消费，也不敢创造。

当然，基本保障对弱势群体的覆盖也不能过度扩张成为过高的福利，那样会无意义地增加产业负担，也不利于激励劳动创造，那也是一种社会不公。更多的回报不应该依赖福利，而应该按贡献分蛋糕。

所以，我对于社会保障改革现阶段的建议简单说来就是：取消强势群体的所有社会福利；覆盖弱势群体的所有基本保障。

再具体一点就是：

1、免费医疗、教育覆盖所有人。医疗实行分级诊疗，发教育券，自由选择学校。

2、廉租房覆盖所有城市流动人口。

3、补贴低收入者：从婴儿到老人，所有低收入者全部由政府直接进行补贴，以保障弱者基本的糊口需求。如果个税起征点为月均5000元，那么月均收入不满5000元的，由政府直接按差额的30%进行补贴：假如月均收入3000元，则补贴600元；假如一分钱收入没有，则补贴1500元。

4、所有特权福利一律取消，所有社会保险也一律取消，人社部及以下一大堆臃肿机构全部裁撤——再也没有高干特供、病房、疗养及分房等种种福利，仅这项省下来的钱，填补前3项的资金缺口绰绰有余。由于有了低收入补贴，也不再存在退休金、失业金或救助申请等等五花八门的概念，想过得宽裕，就去多挣钱，就算躺平，也只是拮据些，并不愁生计。

二、建设用地

之所以把建设用地单独拿出来讲，是因为买房已经掏空了绝大多数居民的钱包，导致消费结构非常畸形，再继续饮鸩止渴，延迟爆发的房地产危机随时会蔓延为全社会的危机。

我们先来看看社会财富怎么生产出来的。

首先，土地是肯定必不可少的。人们在土地上进行劳动，劳动直接创造了财富，资本则提高了劳动的生产效率。

因此，劳动者获得工资，资本家收获利息，这都是个人的正当收入回报。

而土地是劳动和资本必需的自然资源，人越多，有效的合作分工越细，社会生产效率也越高，因此劳动和资本也自然趋向集中于人多的城市。

由于劳动和资本都必须竞争城市有限的土地资源，流行的说法叫做内卷，由此必然带来更高的地租。如果有很多地租收益被地主不劳而获，由此激发的土地投机行为将进一步大幅推高地租。

因此，地租上涨实际上是源于劳动和资本的集体贡献，土地增值收益应归全社会所有，来进行公平的二次分配，以提升劳动的工资和维持资本的利息，并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地主坐享地租涨价收益，实际上是对劳动和资本以及全社会极不道德的掠夺行为，掠夺越狠，社会发展后劲越弱。

土地因社会发展产生的地租被私人垄断越严重，地租夺走的工资和利息就越多，技术进步的额外成果最终将由不做任何贡献的地主独享，而做出主要贡献的劳动者则始终在温饱线上沉浮。几十年来城市里很多拆迁户和土地投机者什么贡献也不用做，只需坐等就等了成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与后进城的大批996苦哈哈们形成鲜明对照。

还有些鸡贼的资本家如李嘉诚之流，借房地产开发之名，行囤积居奇之实，拿到的大量土地拖着不开发，拖不下去的开发了也捂着只租不卖，等到城市化进程高峰再高位套现——城市里其他开发商、福利分房或买房早的业主们加在一起盗走的城市发展红利，李嘉诚仗着资本雄厚，以一家之力就吃了独食。

当然其他开发商和投机业主们也不是吃素的，他们另有一个狠招来加速掠夺，那就是借钱加杠杆。

参与这道盛宴的，还有拿着巨额卖地收入挥霍无度的地方政府。

俨然穷凶极恶疯狂啃食劳动人民血肉的狼群。

因此，我对建设用地改革的建议就是：

从根子上杜绝依靠土地涨价发财致富现象，尽快征收地价税与土地增值税，尽量追索所有人曾在国内土地的不当得利，对资产已经转移海外的，长期保留追索权力。税额计算以“房住不炒”及“投资利息”为原则，超出资本合理利息范围的额外地价收益都要课税，追索回来的钱和新的税款用于稳定金融与发展民生。

公平原则乃所有游戏规则的最大前提，法制永远都有漏洞，因此任何法规具体条文都永远不能高于公平原则，一旦发觉法制漏洞被钻导致有失公平，当可按公平原则进行追溯，并不受当时具体法条限制。

三、产品宣传

顾客购买产品（这里指广义产品，包括一切硬件、软件和服务，下同）时，最难满足的就是知情权，即产品横向纵向对比的真实信息。我们对产品宣传的真实程度一直缺乏有效监管，给了虚假宣传以巨大空间，这等于是在惩罚那些老老实实创造社会价值的企业行为，长此以往劣币驱逐良币，那些老实创新的企业如不及时随大流转型，将逐渐被消灭。

随着管理技术与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产品信息的真实透明已经具备了基础条件（后面我会在“管理机制”一节中专门阐述）。一旦打好这个基础，产品宣传就可以有效监管起来，对夸大或虚假的产品宣传及时查处，不让任何商家有依靠夸大或虚假宣传盈利的可能。

等到包括所有检测和应用真实数据的产品信息大数据平台成熟，就连营销等拼资本误导顾客的广告行为也可以一概禁了，资本再大，也不能在数据大平台上占据综合性价比或单项性能或价格排序的前列，除非实际情况真的突出。

由此带来的好处远不止中间费用的节省：顾客还可以更轻松对比产品真实信息，既满足需求，又减少浪费；金融机构也可以更轻松评估企业潜力，既促进信贷和投资，又降低坏账和风险；更可借此废特权、反垄断，让市场回归产品本质，让生产商都把心思花在产品价值打造本身上，进而优胜劣汰和产业升级。

四、社会组织

行政机构再怎么高效，也不可能以简单的政府结构直接管理那么多的人口，复杂臃肿的行政机构又会极大增加社会负担，而且，政府事无巨细的直接干预各类事务，自上而下的控制容易让民间丧失参与改善社区及社会的主体性和积极性，削弱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度，造成行政效率低下。

为了实现以简单的政府结构应对巨大的治理规模，政府有必要鼓励和扶植各类社会组织来协助社会治理，将治理空间和治理资源让渡给效率更高、对民众需求反应更快的社会组织，以满足民众多元化公共需求，与此同时，不断裁减政府机构，缩短政府层级链条，大幅降低治理成本。

在绝大多数城市，市政府完全可以一杆子插到底，与成千上万的社会组织一道共同建设美好城市，区政府、街道政府及以下行政机构统统可以裁撤。由于社会组织更为熟悉实际情况，且事关自身，治理效率一定会远高于政府现在的中基层组织。

农村则比城市更加迫切需要社会组织。1980年代，我们分田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出农业生产力，但农村的公共服务却在倒退，很多村庄水利失修、垃圾遍地、污水横流。伴随改革的转向，国家大规模转向依赖私企、私人和私利，村庄的公共服务逐渐成为一种政府顾不到、原子化社区自身又不理的真空地带。由逐利机制驱动的项目制管理模式下的工程，大多只有营利性的追求，少见社区、合作、服务性的追求和组织，当然更谈不上小农户和小村庄社区的积极参与。

农民没有组织起来，零散农户难以独力很好应付生产、加工、储藏、销售、物流等诸多环节，导致浪费严重，且对大商贩严重缺乏议价能力，导致从事农业很难有获利机会。

对于农村的发展，完全寄希望于“农村有百业”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靠运动式的扶贫项目也是治标不治本。“新农村建设”应该借鉴东亚农村的成熟发展模式：地方政府部门将其所控制的资源转给农民自组的集体合作社来控制，由农民为其自身的利益而组织农产品的纵向一体化加工和销售，由政府出资设立新式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为农户们的合作社提供完整的现代化服务（储藏、冷冻设备，之后还包括电子化信息服务），使用公开透明的拍卖机制来给农产品定价，为农民保留了收益的大头，最大限度调动农民参与发展的积极性，避免一般的城乡差别和农村的贫穷问题。

回顾我们农村的发展历程，无论是集体化时期的供销社体系，还是改革开放后政府部门及商业组织营利性的批发市场体系，或者这些年由资本主导的专业合作社，都远不如东亚真正扎根于农村社区的合作社能够调动农民参与发展的积极性。直到2018年，中央才释放出转向的信号，前所未见地将小农户纳入农业发展政策中的核心，并开始了一系列的村级集体合作社试点，但至今仍未见到进一步的动作，全国农民仍然没有组织起来。

综上所述，能否发展社会组织的关键在于：政府愿不愿意让渡一部分权力给民间组织？

五、教育目标

我们的教育目标一直是以灌输知识为主，在这种极其被动的学习环境里，学生也很难对知识本身产生兴趣，学生学习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应付考试，经常是考完试知识也就忘得差不多了，而且课堂灌输的知识往往存在过时和错误的风险，因此这样的教学方式效率极其低下。

对于学习知识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背书和做题，在吸收知识之前，有一项更重要的功课被我们彻底忽略了，那就是怎么分辨你所接触到的知识的可靠程度。

可惜我们的学校从不强调这些，于是从小学中学的基础教育，到大学的高等教育，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塞满了各种专业知识的人，但他们往往无力识别这些知识的可靠程度。这些人又去从事科研、技术和教育岗位，续写着这个循环。

人类天生缺乏严谨思维，但又拥有极大的严谨思维潜力，所以全靠后天的学习和训练来对抗思维天性中的不严谨。只有让思维更严谨，更深刻地理解学术规范，才有可能在未来的学习中辨别知识的真伪，也有利于跨行业查证事实的可靠程度。

严谨思维的训练，不仅可以让学习知识的过程不至于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始终走在积累高质量知识的道路上，还可以极大提升学习过程的趣味性，发展好奇心和学习兴趣，让学习习惯容易终身保持。

所以，学校的核心教学任务，应该是训练学生掌握学习的思维和能力。现代世界进步很快，学校学的知识不可能很好应对未来变幻多端的工作岗位，让学生有兴趣和能力维持终身高效的学习，才是教育体系理当追求的关键目标，学生毕业后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

当然，严谨思维训练会极大提升民众探寻事实和真相的能力，政府怕不怕民众拥有这样的能力？

六、管理机制

其实管理机制才是真正的改革驱动力：管理机制好，前面几条建议里的改革措施不用讲也自然会产生和完善，管理机制差，那几条措施就是勉强做了也是不伦不类，画虎不成反类犬。因此这一节论述篇幅稍长。

管理机制的核心目标，也是促进组织内部成员的公平竞争。

由于很多组织的分工协同异常复杂，因此要想对组织成员进行公正评价，可谓难度极高。如果给予中基层管理者比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科层逐级的管理稍有松懈或不够专业，管理层就可能浑水摸鱼甚至权力寻租。这导致很多组织管理者走向另一个极端，舍人治求法治，“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试图从顶层设计出一套无所不包的“精细化”评价规则，使每个成员的每一行为均可硬性打分和排序，由此达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之目的。

然而，再高明的制度，也不可能将组织所有可能发生的问题全都罗列进去，更不要说对各种情况的复杂组合做出一一对应的合理规定了。制度安排越是具体清晰，不确定性很高的基层事务往往越是效率低下、成本高昂——“顶层设计”的制度更是如此。

比如我们的高校管理，从上到下基本都是围绕着各种量化指标在转，这直接导致大学把大量资源投入到了提高这些指标上：科研不是基于探索事实的兴趣，而更多成了论文数量之争，原创性、长期持续性的研究严重不足，研究精力基本花在短平快的项目上，大量出现低水平重复的成果甚至造假的成果——这一现象同样存在于产业的应用创新研究上。

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投入巨大，产出极少，这都体现了“顶层设计”的“制度笼子”的巨大缺陷。研究人员的绩效主要由硬性的量化指标决定，而缺乏了专业人员的综合评价，量化指标不可避免充满漏洞，研究者有无数空子可钻、无数捷径可走，谁还会吃力不讨好去做真正有价值的研究？

全球学术成果这几百年能够突飞猛进，依靠的可不是一大堆自动打分的量化指标，至今仍是以同行专家们的主观评价为主——诺贝尔奖能够用人工智能根据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等参数自动算出来吗？按照这类指标计算出来的大学排名，清华早已年年全球第一，然而事实上呢？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政府行政组织管理。在制度化硬性量化的绩效考核中，重点考核什么指标，非重点的部分就容易被抛弃，无论是重点考核GDP，还是重点考核防疫封控。要是什么指标都同等重点考核，又约等于什么都不考核：现在很多基层办公室同时挂十几块牌子，每天加班加点临时抱佛脚疲于应付各种考核检查，最后全部变成形式主义，鉴于考核花去的巨大成本，甚至还不如什么都不考核。

放到企业组织里也是一个道理：重点考核销售额，利润就会流失；重点考核利润，坏账随之而来；重点考核坏账，销售额又往下掉；重点考核短期指标，长期收益就被放弃；重点考核长期指标，近期又会变得难捱。

因此，在复杂的组织管理中，制度不可能成为管理的全部，甚至只能成为一小部分，作为底线存在，对于绝大部分的组织行为评价，人治都是不可或缺的。人治分好坏，好的人治就形成好的组织文化，坏的人治就形成坏的组织文化。

组织领导者总是希望所有成员对组织存在的问题都跟他一样上心，但是很不幸，很多组织可能除了领导自己，就再没有谁会真正关心这些了——这就是坏的组织文化。

好的组织文化，是即使组织存在问题也不需要领导插手，组织成员会不断发现并解决问题，且不断完善管理机制来预防问题。

那么，如何才能形成好的人治呢？

一）要解决对问题责任的划分：

1、问题出现后谁来负责追查原因？

2、谁来负责预防问题的发生（包括预见、预警及完善机制）？

很多领导遇到问题，第一反应就是亲自通过调查分析寻找问题原因，然后思考或尝试如何解决问题和改良制度，比如最近正在大兴的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研之风。

然而，组织越大，协作分工越多，问题原因往往越难找，比如经常面临官僚们各种推诿扯皮：这事我是按制度来办的，不关我的事；岗位职责上没有那一条，跟我没关系……如果找不到原因，领导将承担全部责任；如果预防不力，领导仍将继续救火。这就等于是领导把追查原因和预防问题的所有责任都自己扛了，其他人既然对此不承担责任，对应的激励自然大打折扣，掩盖问题真相的动力反而会增加。

所以，在责任界定方面，领导有必要把追查问题原因和预防问题的责任广泛转移出去，也就是说，追查原因和预防问题的责任人不能都归领导，而是需要另行约定责任人。

有些组织会专门建立专职部门来承担这些责任，但这样做一是增加了成本，二是这类部门跟领导一样不负责一线工作，对问题的实质往往并不容易摸清。

在尚不清楚是哪里造成问题时，问题出现在哪里通常是最先清楚的，因此，把追查原因和预防问题的责任转移到出现问题的地方，则是性价比最优的选择。因此，责任划分需要树立一个基本原则：

无论问题实际上是由谁造成，只要问题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一定有人承担责任，除非他能够举证洗清自己。

也许有人会觉得背锅很冤枉，但这个基本原则正是为了造成这么一种局面：谁要是不想背锅，就得去寻找证据为自己辩护，比如自己在预防方面尽责的证据，又比如协同的他人违反承诺的证据。这样责任就转移到了下一个人，那么下一个人如果想要甩锅出去，又得举证洗白自己……由真实的问题来促动一连串的责任人组织证据的过程，其实也就是由真实问题引发的对制度流程及组织文化进行针对性完善的过程。

责任界定之后，需要谨慎对待的，是责任承担的程度。要谨防形成“做多错多”的激励文化——只要不是恶意犯错，原则上“不作为”应该比“作为失误”承担更大的责任，甚至很多时候，“作为失误”属于试错必须的成本，还值得鼓励。

也就是说，制度追责的条条框框不能太多，对复杂的工作要以结果为导向，尤其是以组织的整体目标为导向，而不是以过于细致的程序合规为导向——如果自上而下的规范太细太具体，细则容易与实际情况脱节，使得实际结果与整体目标背道而驰；同时，随细则而来的“办事留痕”，也大都会沦为证明工作量的形式主义，徒增基层负担，束缚基层手脚，消磨基层的主体性和主动性，使基层逐渐变成上级的提线木偶。

总之，要创造一种结果导向的组织文化：当问题出现的时候，相关人员执行程序再合规、工作量再大也不能免除责任，要想甩锅，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证明自己对组织整体目标尽责，只要尽责，犯错也会被鼓励。

二）要落实工作检查的可靠性：

工作检查是保障数据真实的重要手段，如果数据失真，前面所述的责任界定就会失去基础。因此，检查过程有几个基本原则值得重视：

1、专业素养检查者的专业素养直接影响到检查结果的准确性，专业素养包括两个方面：

（1）熟悉所检查的局部业务；

（2）能够判断局部对整体的影响。

因此，具备专业素养的检查者需要长期发掘和培养。

2、检查方式

对于重要数据的检查方式，以下三个方面需要注意：

（1）检查形式应尽可能双盲：如有条件，尽可能让检查者和被检查者互不知晓身份，对事不对人，避免人际关系影响检查结果。双盲如无条件，也应尽量争取单盲。

（2）检查过程应尽可能重复：如有条件，检查过程最好不要一次检查就出结果，因为检查结果也需要被检查，多次重复检查的相互印证就可以让检查结果自然被检查。如多次检查结果不一致，可触发更高层级的稽核流程。

（3）检查成本应尽可能降低：检查者不一定是管理层或专门的职能部门，任何足够专业的组织成员甚至外部专家都可以被授权，建立各种专家库——尽量把管理层从繁琐的检查事务中解放出来，投入更有价值的工作。

部分检查工作可能不具备双盲、重复、随机等条件，为了尽可能创造这些条件，定制管理软件时应特别关注以上功能的实现。

有了管理机制中的责任驱动和检查落实，社会各种组织的信息才能谈得上真实可靠，才有可能对组织成员进行公正的评价，组织成员才有机会进行公平竞争，激发更多个人潜力，创造更多社会价值。